犬儒主義vs懷疑論者@科學決策方法：從社會科學研究到政策分析

在「科學決策方法：從社會科學研究到政策分析」一書講到政策的評定時，列舉許多政治上常見的「仿真陳述」，目前熱門的房價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中也曾有類此討論發生，當時對於是否可以給低收入人們供應住房成為熱門議題。

因住房銷售的中位價已經上升到93000美元，遠遠高於大多數初次購房者能承受的均價。於是總統和議會起草了一項提案，以使住房價格為初次購房者能夠承受。然而買不起住房實際上是一個仿真陳述。因為初次購房者並不購買中位價格的住房，因此他們並不會遇到價格為93000美元住房的問題。房價上升是因為隨著生育高峰出生的小孩搬進更大更好的住房，賣房和買房的人的平均年齡都增加了。如果考慮到房屋質量的變化，住房價格上升的速度大大低於通貨膨脹的速度(實際上還有所下降)，而擁有住房所需的費用-包括房貸利率在1982年之後還有所回落(Case,1989)。-P.22 

當然，現在的房價問題和過去的現象不盡相同，少數相同處在於大眾的觀點常受到這種「仿真陳述」所操控，不論是媒體或是政客皆樂於使用這種手段得到大眾的關注，我猜想這可能跟資訊的易理解性有關，「太容易的訊息要小心」這句話實在是難以對抗人類天生(?)的惰性阿！若因此影響政策的擬定那就真的糟糕了！作者說到一段十分有趣的話：

懷疑論者不同於憤世嫉俗的犬儒主義者。懷疑論者只是認為政治舞台是很複雜的，事實有可能被歪曲而已。但犬儒主義者卻總是從最壞的角度來看待一切問題—故常會因此而犯錯誤(原譯：因而常常會因此而犯錯誤)，好比天真幼稚的人常常把表面現象當作問題的實質。—P.23

這段話真的太太太一針見血了！在學校碰到許多單位就是如此短視，總把事情設想為最糟糕的情況，學生要借場地，只想著會被學生如何破壞而百般刁難或建立許多麻煩的防弊措施，但興利措施倒是寥寥無幾，在缺乏互信之下的合作怎麼要學生跟學校之間有良好的互動關係呢？記得在聽王為中老師的演講時提到，台灣很多事情是為了防弊而非興利，最經典的就是我們的ATM是為了防範詐騙集團所以限制轉帳金額，讓這種特殊的事情妨礙正常人的生活豈不是非常怪異的一件事？其他諸如Uber的進駐以及行動支付的法規等等皆有類此情形發生。

那麼，應該如何防免呢？筆者簡要介紹三種典型的方法來反思問題：問題果真如此嗎？到底需要多少錢？是誰在這樣說？然而決策者並非按照這樣的程序來探討問題的本質，反而常去徵詢有關機構的負責人失業的人們需要什麼樣的幫助，但遺憾的是，有關機構的管理人員對於所謂的需要都有既定的定義，那就是他們工作的機構可以提供的服務。

問題果真如此嗎？

我把它稱為工具定律，它可以這樣具體的表述：給一個小男孩一個錘子，然後他會發現所有他遇到的事物都需要敲打。—Abraham Kaplan(1964)

我認為假設你所擁有的工具只有一個錘子時，你把所有的事物當作釘子來對待是很有吸引力的。—Abraham H. Maslow(1966)

事實上每一個機構，不論其具體職責是什麼，都力圖能使自己得到政府的資助。如果能在住房供應問題上追問「問題果真如此嗎？」，使我們得以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擠在破舊住房內的家庭收入不足的問題，很快便能確定問題的實質是缺乏收入，而非房價過高。有人把無家可歸者的問題歸結為需要更多收容所，但一經深究，便不難發現社會服務機構未必真正對他們會有所幫助。

到底需要多少錢？

我們必須對問題的重要性重新予以評價。有多少失業者在排隊等候諮詢服務？來自工廠倒閉的社區的實際數字表明，很少有被解雇的工人使用那些有關機構的負責人聲稱的這些人可能需要的服務機構。也就是說，我們可能會被統計數字或機構負責人所蒙騙，導致錢常常無法花在刀口上。

是誰在這樣說？

問這問題能使我們了解為什麼問題被表達錯了。我們不難發現為什麼社會服務機構的經理常不去詢問失業者本人，就對他們的需要妄下結論。同樣，我們也會了解鼓吹可供住房短缺的都是房屋經紀人，他們鼓吹無家可歸者問題的嚴重性，以引起人們對他們的注意。我們應當經常把社會服務機構陳述的問題性質，與那些在項目的資助或結果中沒有既定利益的研究人員獨立進行的研究得到的結論加以比較。在這一領域，學術機構的政策分析者有著相當確定的市場優勢。他們應當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對他進行開發。

將在報刊雜誌上發表的由當事人撰寫的報告直接作為評估問題的依據的記者不在少數，而對報告做進一步挖掘已發現問題實質的記者卻為數不多。—P.25